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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36计(十一):趁火打劫


作者:王维洛


11、趁火打劫:戴晴入狱,殃及反派


“趁火打劫”,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五计。原文:“敌之害大,就势取利,刚决柔也。”


反对派发声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底,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工作即将结束,论证领导小组原则通过了十四个论证小组的报告,长江水利委员会将在此基础上撰写工程可行性报告,计划于一九八九年春季,

上报国务院审批。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一些政协委员、学者、记者和编辑决定:赶在国务院审议决定之前,让反对派的声音发出去。因而以李锐、周培源、孙越崎为首,陆钦侃、侯学煜等科技人员为中坚的三峡大坝工程反对派,再加上戴晴女士引领的一大批记者,皆同认为:有必要在上报国务院审批之前,让全国人民听到三峡大坝工程反对派的意见。同时,在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许医农女士的帮助下,获得了出版书籍的书号。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由戴晴主编的《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一书出版了。其速度之快,在中国出版史上实属罕见。《长江,长江》一书收录了以下文章:


──李锐答戴晴问:〈三峡工程21世纪再定〉;

──周培源、林华同钱钢谈:〈“我们很关心,我们不放心”〉;

──孙越崎答张爱平问:〈对不同意见应平等对待允许争论〉;

──乔培新答李新喜问: 〈三峡工程总投资概算打的埋伏太大〉;

──彭德同方向明、李伟中谈:〈斩断了“黄金水道”还能再挖一条长江吗?〉;

──王兴让答陈鹰问:〈三峡工程移民和淹没土地将是生产力的大破坏〉;

──陆钦侃答陈可雄问:〈“三峡工程防洪效益有限”〉;

──侯学煜答朱剑虹问:〈三峡工程引起的生态环境破坏贻害无穷〉;

──罗西北同吴锦才谈:〈追求发电效益并非是合理的选择〉;

──陈明绍答刚建问:〈治理长江应先支后干〉;

──田方、林发棠同张胜发谈:〈国际舆论反对三峡工程上马〉;

──杨浪:〈高坝:悬顶之剑〉;

──千家驹:〈三峡工程缓建、资金用于教育〉;

──茅于轼:〈水库退役后的状况和后果为何不见论证〉;

──吴稼祥:〈当前的经济和体制条件难以支撑三峡工程〉;

──姜洪:〈我们现在尚无能力开发长江资源〉;

──景军:〈三峡工程应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参与论证〉;

──戴晴:〈后记〉。


政治评论家吴国光为《长江,长江》撰写序言:


中国知识界的直言不讳的发言,终于打破了围绕三峡工程理应展开的争论中不应有的沉默寂静,将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鲜明地提到了国人面前。在中国,一切问题无不带着政治色彩,重大问题尤其不可能不被视为政治问题。三峡工程,是上,还是不上?显然主要是一个科学论证问题。


可是历史和现实并不曾让它以这样的单纯的形式出现,而是强行纳入政治轨道。“李锐反党集体”是一个已成“历史”的悲惨事实,它说明在一个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最高政治领导人一言九鼎的体制下,“政治泛化”的现象可以“泛”到何等程度,以致于荡平一切良知与科学的准则。


在三峡问题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中始终是一个有形无形的决定力量,完全扭曲直至扼杀一切科学探讨与论争,划地为牢地把一个应拨动国人心弦的问题变成一个人人宁愿缄其口的禁区。


现在这一声“叫号”作为土语含有“挑战”意,它确实是一种挑战:让全能的政治后退五百步!只有摆脱开全权、全能政治的羁绊,作为一种独立人格和格致理性出现,科学才有可能开始体现自己本能而求得与自然相契合的公平与正义。主张三峡上马的科学家也自有其道理,科学本身会最终为这种分歧找到解决方法。问题只在于,当科学一旦成为政治的仆从时,它就不成为其科学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几十年乃至几千年的悲剧恰恰在于政治支配了科学,吞噬了科学,乃至支配和吞噬了全部社会生活,吞噬和支配了人的大脑和良心。


中国知识界在三峡问题上的发言,可以说是重大的历史性行动,它好比是向传统政治体制及其权威扔下一只白手套,意味着:叫号──也就是挑战:你对民族负责吗?


八九学运 趁乱打压


人们对三峡大坝工程讨论的注视,只持续了很短时间。不久,中国和世界的目光,便集中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原计划的三峡大坝工程可行性报告,也未如期在此时上报国务院。当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被军人坦克赶回校园之后,中共于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四日,以“天安门动乱”幕后黑手之名,将《长江,长江》一书的主编戴晴女士,抓入了秦城监狱。


戴晴女士未参与八九学运,她其实没有表态赞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也就更不用说指挥或幕后操纵。将戴晴投入中国级别最高的秦城监狱,其实是经过精心策划,其目的不是对天安门运动的清算,而是为打击三峡大坝工程反对派。


株连九族,是中国政治斗争中惯用的手段,而把反对三峡大坝工程与所谓的“六四反革命动乱”联系在一起,无非是通过镇压六四民运,连同打压三峡工程反对派。


戴晴被抓之后,汇集了三峡工程反对派意见的《长江,长江》,被列为禁书,从书店与图书馆撤下,并被焚烧销毁。根据戴晴女士〈《长江,长江》成书经过〉一文记载:“我们印了五千册,贵州社随即加印五万册,沿长江发行。但他们只卖了两万本,‘平暴’即发生。剩下三万,作为‘为动乱与暴乱作舆论准备’,奉旨销毁。”国务院“三峡经济办公室”向国家计委等单位写黑信,状告《长江,长江》书中文章的作者以及被采访者,说其与天安门动乱幕后黑手戴晴,有不可告人的联系,要求这些单位的党组织,在政治上审查三峡大坝工程反对派的成员。


被告恶状的人中,有原国家计委人口研究所副所长田方、研究员林发棠。田方,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曾任习仲勋副总理秘书、宝鸡地委副书记、《陕西日报》社副总编辑,后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从事中国生产力布局与人口迁移问题的研究,并与林发棠、张东亮编辑出版《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中国人口迁移》等书籍。林发棠是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也从事生产力布局与人口迁移的研究。


“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


田方和林发棠在研究中国人口迁移问题时,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水库大坝工程移民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发现水库大坝工程移民,成为中国贫困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田方和林发棠从水库大坝工程移民的研究,切入到对三峡工程问题的研究。田方回忆说:“一旦钻进去,便出不来了。……这个工程不光是修坝的工程技术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科技、社会、军事、环境等等,不能光让专业性的部门去论证。去年的洪灾不能证明三峡工程必须上,只是说明过去水利工作方针有缺点。洪涝灾害是因河道太浅,修多少坝也挡不住洪水。如果修三峡坝,只能挡二百亿立方米水,发生一九五四年型的洪水,下游防不了洪,上游反会加重。”(注:参见卢跃刚《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由田方、林发棠和凌纯锡编辑的《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收集李锐、孙越崎、千家驹、林华、陆钦侃、汪受衷、方宗岱等人关于三峡工程的文章。《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的出版发行,遭遇许多困难,正当第一本书行将问世之时,编者尚未见到样书,主管部门的某领导却首先拿到了。消息传来,有关领导不满意此书,不同意公开出版发行。后经田方等力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才能够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与广大读者见面。


田方和林发棠继续努力,编辑《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该书于一九八九年初出版。水利部部长钱正英等于《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出版时,要求新华书店不能发售该书。到了六四之后,钱正英等又指责《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是“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并要求有关组织清查考察有关干部。


在强大的政治打压下,三峡工程反对派不能在公开场合发表反对三峡工程的意见,不能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反对三峡工程的文章。


党内斗争工具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把长江三峡坝址作为上任后第一个出访视察目的地。当月二十五日回京,立即前往医院看望李鹏,谈及视察长江的印象,认为必须让三峡工程上马。至此,三峡工程,便成为共产党内斗争、站队划线的分水岭。(注1:参见李鹏《三峡工程日记》。)


就在戴晴女士入狱后不久,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将工程可行性报告上报国务院审批。其中生态环境组报告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但一些弊病可以以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这个结论到了可行性总报告中,却变成了: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一九九一年八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批准工程可行性报告,并以程式错误否定生态环境影响报告,并从九月起,着手重新撰写第二个生态环境影响报告。此份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于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七日得到批准,结论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撰写该报告的知识分子,为换取李鹏从总理基金中拿出的高额奖金,出卖了灵魂。( 注2:参见王维洛〈从三峡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变化看科学如何沦为政治的婢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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