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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36计(十):反间计


作者:王维洛


10、反间计:侯马矛盾,取而代之


“反间计”为三十六计之第三十三计。原文:“疑中之疑。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制造矛盾 反间得利


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四百一十二位专家中,有十五位科学院学部委员,他们分别是:陶诗言、黄秉维、贾福海、谢义炳、侯学煜、马世骏、侯建康、陈化癸、严恺、毛鹤年、陈宗

基、黄文熙、张光斗、强尼、高景德。其中马世骏出任生态环境专业组组长,侯学煜出任生态环境专业组顾问。


马世骏和侯学煜都是中国著名的生态环境科学家,两人在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问题的最主要结论上是一致的,即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然而为了避免和决策者正面冲突,马世骏建议在结论后面补上一句:“许多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措施加以限制的”,遭侯学煜坚决反对,两人僵持不下,论证领导小组因而让生态环境副组长方子云代表生态环境专业组,作大会汇报。


最后,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以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之提纲,未经审查批准的程式错误,否定侯、马二人“弊大于利”的报告,另外组成三峡工程论证生态环境二组,并以名利收买生态环境副组长方子云,由其出任组长,通过五个月的时间,重新编写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影响报告,得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是“利大于弊”的结论。


《孙子.用间篇》云: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所谓反间,便是利用敌方间谍、或者收买敌方官吏,为我所用。而方子云,便是反间计中的“间”,是一出卖灵魂、而收名利的官吏。


侯学煜是全国政协委员,自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七年期间,对中国二十个省市进行考察,发现所有中小型水库,几乎没有一个能解决水库移民问题。安徽金寨县,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所修造的水库,其移民还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当地移民形容水库工程为:“十万子弟兵,十万亩良田,十万人无家可归”。水库移民的生活不能得到改善,与水库大坝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分不开的。侯学煜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分析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从而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注:参见侯学煜〈三峡工程要考虑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收集在田方等编《论三峡工程宏观决策》,一九八七年,长沙,第二六九至二七三页。)


比如如何防洪?侯学煜认为:三峡工程只拦截来自川江的部分洪水,而对下游荆江泛区的洪水来源不起作用,所以,三峡工程对荆江洼地洪涝灾害的防治,作用十分有限。治理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应从多途径着手,首先要恢复水面地区的植被,使暴雨变为细水长流。同时也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原有的天然蓄水湖泊。例如江汉湖群在五十年代有一千二百五十万亩湖泊,由于围湖造田,现只剩原有的百分之二十四,这些低洼田有的应退垦还湖,有的可种喜湿的经济作物或树木,以提高经济效益。此外,荆江大堤工程不可放松,分洪也很重要。于大坝上游,三峡工程的建设只会使下游的洪水灾害,转移到上游去。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就把水库大坝建设作为防洪的最主要技术手段,在全国建造了近八万六千座水库大坝;然而洪水的威胁和危害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问题就出在防洪的概念上。侯学煜提出防洪首先要恢复地面的植被,使暴雨变为细水长流,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生态环境友好型的防洪正确途径。


针对三峡工程建设能促进库区柑桔发展的观点,侯学煜提出相反的论据。三峡工程主上派把三峡工程农村移民安置,寄托在柑桔发展上,认为水库的形成会使冬季绝对最低温度提高,对柑桔越冬有利,并可以扩大栽种面积。


对此,侯学煜指出,三峡水库所要淹没的几十万亩土地,是沿河阶地上肥料较高的冲积土,含磷量丰富,举世无双,土地资源损失十分严重。在坡度上开垦,只会加大水土流失,后果不堪设想,而且开垦的坡地土层浅薄,肥力低下。另外由于三峡大坝高一百八十米,柑桔园被迫迁移到海拔更高的地区,由于气温是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而降低,对柑桔的生长和越冬都不利。说三峡工程建设能促进库区柑桔的发展,难以令人理解。


关于泥沙淤积问题,侯学煜首先对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的论点──长江三峡段的泥沙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没有发生变化──进行了批判。侯学煜说,现在上游各支流全年含有大量泥沙的浑浊河水,与五十年代冬季碧清河水,形成鲜明对照,此为一客观存在的事实。


因此,水库建成之后,突然冲刷不仅影响水库的寿命,且泥沙淤积抬高河床,对上游航运发生阻碍,乃是不可避免的。三峡工程给长江航运带来的好处,只不过是改变大坝以上三百公里的航运,但大坝距重庆六百公里,重庆以东三百公里因回水变动的泥沙淤积,纵使水库“放水拉沙”,也不会拉到涪陵、长寿、重庆等上游一带的河床泥沙,因而重庆有可能成为死港,其结果必然阻碍西南经济发展。


此外,侯学煜指出三峡工程将引起海水倒灌,太湖一带盐碱化,破坏鱼类资源,特别是特有鱼种有可能灭种。同时,水库建成,水流流速减小,自净能力减弱,库区水环境污染亦会加重。


侯学煜还进一步提出三峡地区综合地质灾害的理论,此部分将于后文再述。


(注:退垦还湖,中国政府片面强调粮食生产,把湖泊、湿地开垦为农田,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占据了水的空间,增加了洪水灾害,典型的例子便是对洞庭湖的围垦。一九九八年长江洪水之后,中国政府提出退垦还湖,就是放弃已经围垦的农田,恢复原有的湖泊、湿地。)


侯马二人 意见纷歧


侯学煜为一介书生,不谙官场技巧。但马世骏则任所长多年,在科协许多分会担任负责人职务,通晓官场奥妙。针对生态环境专业组,关于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初步结论是弊大于利,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在专业组长会议上,已有所了解。并且通过论证领导小组对马世骏的工作,致使马世骏的立场出现变化。


马世骏知道,把“弊大于利”的结论交上去,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肯定不会接受,作为组长,也就等于没有完成上级所交代的任务。但要得出领导所希望的“利大于弊”,参加论证的多数专家皆不会同意,与自己的良心也过不去。因而马世骏提议,在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的结论后面,补上一句,即:许多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措施加以限制的。


对于结论的这后半句话,“许多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措施加以限制”,侯学煜坚决不同意。侯学煜认为:


第一,在三峡工程论证中,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损失并非强调得太多了,而是基本上没考虑。三峡工程论证,只是就工程论工程,很少考虑水坝可能给人民带来的祸害和灾难,更谈不上考虑三峡工程对库区,以及对整个长江流域的影响。


第二,提出的一些对策不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所以不能说许多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


为此,侯学煜和马世骏发生了激烈争论,尔后此争论发展到不仅涉及提出的补救措施是否有效,更涉及知识分子的道德和社会责任问题。


马世骏认为侯学煜不灵活,不能变通,马世骏甚至认同钱理群的观点,认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一个人可以说假话,只要这个假话不会伤害第三者;侯学煜则坚持认为,许多对相关问题真正有研究、有见识的同志,应该参加而没能参加,而当初参与三峡论证,便是为了表示论证中有持不同意见的人加入。


因此专事研究生态问题的侯学煜认为,既然参加了,有看法就得表达出来,得对国家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侯学煜说:


“一个人可以说错话,但不可以说假话。我讲的是真心话,对不对自有公论,也有待历史实践的检验。”


最后生态环境组上报的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问题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但是许多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侯学煜不同意这个结论,因此拒绝在论证报告上签字。


侯马相争 方子云出线


马世骏怎么也没有想到,即使在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问题的结论上,做了一个违心的让步,但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对此结论仍旧不满意,因为他们早已在总报告中,作出了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是“利大于弊”的结论。而组长马世骏和顾问侯学煜的争吵,让副组长方子云得利。


在马世骏和侯学煜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方子云分别于一九八八年和一九八九年,代表生态环境组向论证领导小组与大会作汇报。


一九九一年九月初,方子云出任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生态环境二组组长,在原有资料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报告,得出了让论证领导小组和国务院领导人都满意的结果: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是“利大于弊”,此结论通过了国务院环保局的审查;此时,马世骏和侯学煜都已去世。马世骏于一九九一年上半年,死于一场至今尚未破案的车祸之中;侯学煜也于一九九一年上半年,死于北京解放军总医院。


一九九二年,方子云出版三峡工程系列丛书中《生态环境》一书,吹嘘三峡工程所谓“正面生态环境效应”,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三峡水库的形成,可使重庆夏季最高气温减低摄氏四度,气候趋于冬暖夏凉。这就是后来中国媒体所宣传的三峡工程的空调效果;然而事实上,二○○三年三峡水库形成,二○○六年夏,重庆出现历史最高温。然而,方子云于一九九二年被中共国务院授予有特殊贡献的专家,年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反间计中的间可以有五种,敌间(敌方派遣的间谍)、乡间(利用敌国人为间谍)、内间(收买敌国官吏为间谍)、死间(向敌方传递假报的间谍),以及生间(到敌方侦探的间谍)。


方子云乃反间计中的间,是为名利而被三峡工程主上派所收买的间,既在马世骏和侯学煜主持的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是“弊大于利”的论证报告上签字,又在其所主持的“利大于弊”论证结果上签字,方子云之人品、道德、学术水准可见一斑。


(待续)

最后编辑超級吸塵器 最后编辑于 2020/07/12 23: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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