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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月亮代表我的心” (上)

餐馆打工虽然辛苦,却是认识三教九流人群之地。比方30几年前我上学期间打的那个中西部大城市的那家中餐馆。这餐馆有一定规模,除了几十个座位,还加一个酒吧。


美国的酒吧如我们中国的饮茶一样有其文化内涵,没有接触过的人,可能英文酒名,什么vodka on the rocks, Bloody Mary, Blue Hawaii之类的就够把你转晕过去。初来乍到的我听有经验的服务员讲,遇到客人点鸡尾酒,只要仔细记住酒名,然后告知酒吧的Marybeth,接下来全权由她处理。


这几个有资历的服务生提到Marybeth 好像都不约而同地淡淡地笑了一笑。第一次跟Marybeth 打交道就让我领教了其中缘由。这天晚上我在酒吧台后看到一个身材肥硕的白人女子,一脸浓妆,正和客人哈哈打笑。过了一会,她朝我的方向走过来了。


此女三四十岁,头发染成了紫色的,一身横肉,此时她涂满脂粉的脸上已毫无笑容。左手吊着烟,右手端着个圆盘子,盘上放着杯蓝色的鸡尾酒。我正准备自我介绍打个招呼,但未等我开口,只听她大喝一声:“Excuse YOU!”随后那胖身子几乎横着撞到我,大摇大摆走过去。


事后我跟同事讲,这女人好凶,而且说话还呛人。不管以前在中国学英语还是到美国后,只听过“exercise me” 还没听过“execute you”呢。同事们笑道:Marybeth 就这样的人,忍着吧,连老板见她都让她三分,没办法,酒吧那套东西,我们亚洲人不懂,全要靠她了。


餐馆里除了Marybeth 和后面洗碗的黑人Anthony 外,其他都是亚洲人面孔。老板老板娘是华人。大厨和他的帮手是越南人,厨房一个打杂的是韩国人。四五个跑堂的,三个华人(一男二女都是港台人,当时大陆人不多)两个韩国女的。因为几个跑堂的那年夏天忙于外面的catering, 我这个临时雇来跑堂的和厨房的人接触较多。


越南大厨名叫Bui,看着40多岁,又瘦又矮。听说以前是南越军官,越战后作为难民来到美国。他好像对自己在美国的生活不够满意。他喜欢闲聊,比方一闲下来就常用他充满越南腔的英语说:


“America life is tough. I work every day like a dog. ”(美国生活好苦,我天天象狗那样地工作)


“But, “(不过)他擦了擦汗,接着说。


“Only good thing here,  people don’t care what you do as long as you have money.” (不过这里只要有钱,没人在乎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说着说着他得意地笑起来,又说:


“When I go to party, I drive nice car, dress nice clothes, people treat me nice.”(我驾着豪车,穿着体面,去参加派对,人家对我客气着呢)


“Nobody know I am just a cook in Chinese restaurant!”(有谁知道我只是一家中餐馆的厨子呢)骨瘦如柴自言自语的Bui 说到此竟“格格”自己先笑了起来。


那年夏天随着那个城里catering 的活越来越忙,餐馆里的更多的人都被拉了过去,餐馆本身人手吃紧起来。这时老板又找了几个临时的伙计,其中包括Jimmy。


Jimmy 是个胖胖的台湾人,快40岁了,干活利索,说话嗓音大,也冲,也一直笑嘻嘻的,好像一辈子没有发过愁似的。听说是坐海轮偷渡到美国的。几年前轮船从台湾进入美国西海岸,在加州北边的俄勒冈海外他跳了下海,游到岸边。后来辗转美国各地,并找了个美国胖女人做假结婚,还在弄身份。


“快三百磅喽!”Jimmy笑哈哈地说。


Jimmy 管我叫“大陆小弟”,尽管当时大陆和台湾刚刚结束了几十年的互相戒严,远在异国的我们这些华人好像慢了好几拍,还停留在以前的概念里。反正Jimmy见了我就倍感惊奇,一会大陆小弟长,一会大陆小弟短,问个不停。


Jimmy还动不动说“台湾三千万精英”随时准备要救大陆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我知道他是开玩笑说的。我也笑道,大陆几十年也一直喊要解放台湾以拯救台湾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Jimmy听到惊奇不已,又开怀大笑。


有时听Jimmy“三千万精英”的口号嚷嚷得太多,我忍不住反驳道:不要老提什么精英了,真正的精英怎么会被赶到小岛上去?弄得大家哈哈大笑,当然还是Jimmy笑得最爽、最响!


和餐馆其他人比,厨房洗碗的黑人Anthony 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实人。他约莫60岁,跟他讲什么,一般他都只有一个字回答(“alright”)而且说话时眼睛也不正视你。不过他还是算比较和蔼的,有时几个“alright”之后还会笑一笑。


我打工住在老板租的四英里外的小单元房里,因为没有汽车,每天自行车上下班。早晨还好,到了晚上,一天工作12个小时后,已经累得不行的我,还得披星戴月地在漆黑的街上骑着自行车几乎半夜才回家。虽然年青,几个星期下来也有些吃不消。


后来同事讲Anthony 住城南,每天开车路过我的住处,可以求他一下。我想了几天,终于下决心开口。


“How are you doing Anthony?”那天下午见老头穿上围裙正要干活时我打岔道。


“Alright.” 老头双眼盯着洗碗机回答。他的黑人口音把“alright”一字拖得很长,听上去像“All-right”, 两个字一样,而且重心在第一个“all”字,成了ALL right。


我接着向他解释自己的难处,问他能不能帮我一把。


老头沉思片刻,然后回答还是那一个淡淡的“all-right.”


我怕他还在犹豫,又解释道我住处和他上下班的路很方便,不会给他带来太大不便,等等。


“Alright.”他好象不耐烦了。


那明天早上九点半到我楼下见?


老头默默听着,然后抬起头来轻轻撩了我一眼笑道:“all-right,all-right ”。


第二天早上在约定的时间见到Anthony 的70年代的大车出现在我楼前,我喜出望外:“Anthony thank you so much!”


老头把车窗摇下,露出一口白牙:“All-right, all-right,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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